说起妇女的参政权，许多人会想到唐朝有武则天建周称帝、清代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，似乎女性从未缺席政治权利。

　　也有许多人认为，现在各级政府领导班子中都有女性成员，公务员队伍中女性占比也越来越高，女性参政水平日益提升，好像不需要在宪法中对女性参政权予以特别保护了。

　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“国家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”，之所以有这样的特别规定，正是因为过去妇女参政权的缺失。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，社会以男性为中心，女性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，她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姓名、不能参加祭祀祖先，不能同异性接触，更没有社交活动的权利。妇女除煮饭洗衣、编织缝纫、料理家务外，其他事一概无权过问。女性不仅没有参政权利，就是连基本的民事行为能力都没有。

　　晚清戊戌变法时，康有为在《大同书》中提出了妇女参政的理想，在当时这个话题太过超前，面对的社会压力太大，所以只能是“秘不告人”。但当时少数新兴的资产阶级妇女在“天赋人权”思想影响下，萌发了参政意识，要求设贵妇院、设女学部大臣，虽然只是希望少数贵族妇女参与政事，但对几千年的“女不言外”的封建礼教却是大胆的冲击。

　　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伊始，女子参政同志会就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要求承认女子有完全参政权，孙中山表示赞许，消息公诸报端，遭到保守势力强烈反对。

　　1912年成立的女子参政同盟会，为争取男女平权写入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，上书临时参议院：“兹幸神州光复，专治变为共和┈┈欲求社会之平等，必先求男女之平权；欲求男女之平权，非先于女子参政权不可┈┈请于宪法正文之内，订明无论男女，一律平等，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。”

　　但迫于各界压力，女子参政权没有写入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。

　　随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，临时政府北迁，随着袁世凯独裁统治加强，妇女参政运动接连受挫。1913年，女子参政同盟会被民国政府内务部勒令解散，女子参政运动宣告失败。这表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，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控制下，中国人民没有人权，更不可能实现女权。

　　女子参政运动虽然失败了，但这种思想和主张并没有销声匿迹，为女子参政权的斗争也一直在持续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革命为妇女解放带来了曙光，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颁布的《临时组织法》中规定：“凡是苏维埃国家境内的劳动者无论男女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”。

　　1931年，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》，大纲明确规定：“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人、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，不分男女、种族、宗教，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”。大纲还规定：“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彻底的实行妇女解放为目的，承认婚姻自由，实行各种保护女性的办法，使妇女能够从事实上逐渐得到脱离家务束缚的物质基础，而参加全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活”。

　　参政权有了宪法保障，妇女积极参加根据地政权建设，进入各级政权当家做主，各苏区根据地代表大会中，妇女代表占到25%以上。

　　1982年宪法增加了“培育和选拔妇女干部”的规定，这是对妇女参政权的一种特别保护措施。虽然我国政府中女性公务员比例不断上升，但重要决策职位的女性比例仍然较低，我们仍需要加强暂行特别措施，比如在相关法律政策中对女干部规定相应的配额，从选举程序上保障女性成员配额不落空，加大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力度，从程序和制度上将男女参政权平等落到实处。